猫鹿 2007-6-11 17:52
无学位、单位、职称的大翻译家傅雷
[align=center][color=black][img]http://s2.album.sina.com.cn/pic/4a802f8f02000v51[/img] [/color][/align][align=left][align=center][color=black][font=黑体][size=20px]傅 雷（1908——1966）[/size][/font][/color][/align][color=black][size=16px] 杰出的文学翻译家，文学批评家。字怒安，号怒庵。[/size][/color]
[color=black][size=16px] 1908年4月7日生于上海市南汇县周浦镇渔潭乡西傅家宅，幼年在家习古文，1924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1926年入上海持志大学。1927年赴法留学，在巴黎大学文科和卢佛美术史学院专攻艺术批评，期间游历瑞士、比利时、意大利诸国。1931年回国，在上海美专教授美术史和法语。后参与编辑《美术旬刊》，任《时事汇报》总编辑。30年代后期，始致力于文学翻译。傅雷通晓中外文化，知识广博，对美术、音乐、雕塑等艺术门类均有很深造诣。译述态度严谨，译笔流畅、传神，1963年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永久会员。一生译著共30余种，有《傅雷译文集》15卷及《傅雷家书》传世。[/size][/color]
[color=black][size=16px] 傅雷之父傅鹏飞，任教于周浦镇扬洁女子中学。1912年，傅雷4岁时，父亲因土豪劣绅诬陷而入狱，经母亲李欲振多方奔走，3月后出狱，染肺痨。终因冤屈未得昭雪，抑郁病故，年仅24岁。母亲因营救丈夫，无暇照料孩子，短短一年内，傅雷有二弟一妹相继夭亡。他曾用8个字描述自己的童年：“只见愁容，不闻笑声”。早年的悲愁深植于心，成年后，傅雷依然不苟言笑，一脸严肃。[/size][/color]
[color=black][size=16px] 傅雷最突出的性格特点可用认真、耿介、刚烈、孤傲概括。这在他的字号中有充分体现。自幼年而成年至绝世一以贯之，不稍妥协。[/size][/color]
[color=black][size=16px] 早年曾两次被学校开除。一次是考入上海南洋中学附小后，离开督子甚严的母亲，变得顽皮无忌，被校方以“顽劣”开除。另一次是1921年，13岁时，就学于上海天主教教会学校——徐汇公学初中，因反宗教言辞激烈被开除。[/size][/color]
[color=black][size=16px] 1925年17岁，傅雷在大同大学附中参加“五卅”运动，上街游行演讲。1926年18岁，在北伐胜利的鼓励下，与同学姚之训等带头参加反学阀运动，大同校董吴稚晖下令逮捕，母亲为安全计，强行携子返乡。1927年19岁，在驶往法国的油轮上度过的33天中，从诸多细节律己，维护国格，让洋人刮目。[/size][/color]
[color=black][size=16px] 1939年到1948年居上海吕班路。自述“抗战期间闭门不出，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size][/color]
[color=black][size=16px] 1945年与马叙伦、许广平等发起成立旨在推进民主运动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当选候补理事。（1950年退出该会，理由是会章中有“民主实现之日，即行解散”之条款）。[/size][/color]
[color=black][size=16px] 1946年，联合在沪民主运动人士马叙伦、陈叔通、陈陶遗、张菊生等共同发表反蒋宣言。与钱锺书、萧思明等人在柯灵主编的《周报》上对上海警察局长兼警备司令宣铁吾的“警管区制”展开“围剿”。[/size][/color]
[color=black][size=16px] 1949年12月从香港回国后，据杨绛回忆，“吴晗希望傅雷能留在清华教授法语，请双方的老朋友钱锺书夫妇做说客。但傅雷不愿教法语，只愿教美术史。可是清华当时没有这门课，傅雷对教学不热心，就回上海继续干他的翻译工作”。在一份1958年傅雷填写的《劳动力调查表》上，他被归入“闲散劳动力”，经济收入惟有稿费，该算新中国罕见的自由撰稿人。这种选择，是其特立独行之又一例。[/size][/color]
[color=black][size=16px] 傅雷没有“单位”，没有学位，也没有职称，甚至一辈子也没获过什么奖。但寂寞孤独的他却心地坦然。与先贤大哲的神会，广大读者的厚爱，家庭的温馨，两个儿子的成长对他都是莫大安慰。他笔耕勤勉、律己甚严，除译书精益求精，不惮誊改，还为国家文化建设写了大量改进意见书，或作各种书面、口头发言。[/size][/color]
[color=black][size=16px] 然而，在1957年到1958年的反右运动中，他的知识分子良心和责任感换来的却是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期间，有位好心的领导暗示他把检查调子定高一点，便于通过而脱身，但傅雷坚持：“没有廉价的检讨。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作那样‘深刻检查’！”从那时直到1962年，他的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没出过一本，因为傅雷不同意出版社要求他换一笔名，“要嘛还是署名傅雷，要嘛不印我的译本！”[/size][/color]
[color=black][size=16px] 1961年，报上宣布摘去“右派”帽子。傅雷面无喜容，说：“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的”！[/size][/color]
[color=black][size=16px] 之后几年，因辛劳过度，诸种疾病缠身，加之译著出版面临的障碍，傅雷一家经济陷入困境。1965年傅雷致函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求助：“……贱躯未老先衰，脑力迟钝，日甚一日，不仅工作质量日感不满，进度亦即十年前三分之一，再加印数稿酬废止，收入骤减（即印数稿酬未取消时，以雷工作迟缓，每年亦不能收支相抵），种种条件，以后生活亦甚难维持。……”信寄出刚半月，“文革”的大幕拉开，傅雷的请求不可能有回应了。[/size][/color]
[color=black][size=16px] 1966年8月30日到9月2日，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到江苏路284弄5号对傅雷寓所进行抄家，对傅雷夫妇施行逼供、凌辱。9月3日凌晨，刚烈的翻译家与夫人朱梅馥从一块浦东土布被单上撕下两长条，系在铁窗框上，双双投环自尽。[/size][/color]
[color=black][size=16px] 傅雷夫妇火化之后，上面规定不能保留骨灰，然而，一位自称傅雷夫妇干女儿的姑娘执意将骨灰领走。该姑娘因此事后来遭到调查、迫害，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文革后，这位正义勇敢的姑娘淡泊度日，却不愿领受傅雷家属的报答，她的名字叫江小燕。[/size][/color]
[color=black][size=16px] 对于老舍、傅雷的自绝，巴金曾感言：“……但在当时却是值得尊敬的行为，也可以说这是受过‘士可杀不可辱’的教育的知识分子‘有骨气’的表现，傅雷同志也有这样的表现，我们佩服他们”。[/size][/color]
[color=black][size=16px] 当代文化学者摩罗就傅雷夫妇的死对我们民族劣性的评论令人汗颜：“他们以对愚昧世界的遗弃言说着他们的抗议和忠告。……因为我们不配跟他们一样善良而自尊地活着，所以他们只好选择了善良而又自尊的死亡。我们至今读不懂他们的死亡，是因为我们的灵魂永远读不懂生命的清洁与尊严。……那些捍卫尊严的死者，就象一道过于深奥的数学题，不但被我们客观地置于我们的知识之外，而且被我们主观地推到愿望之外。…… ”[/size][/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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