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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和1980年代的翻译出版

八十年前，江苏扬州中学（时称江苏八中）幽静校园的一隅，一位十余岁的小青年常常聚精会神地捧读一本薄薄的小书。这位小青年便是后来成为‘中共中央一枝笔’的[url=http://book.ifeng.com/psl/sh/200808/0827_3556_749229.shtml#]胡乔木[/url]，那本薄薄的小书则是陈望道翻译的《**宣言》。胡乔木与翻译的结缘无疑肇始于此。
一九三一年秋，仅仅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了一年的胡乔木，因共青团员的身份被暴露，不得不离开学校辗转回到故乡江苏盐城。在这里，他主编了一份名曰《文艺青年》的报纸。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他特地约请正在清华大学哲学系读书的同乡乔冠华翻译了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的短篇小说。胡乔木对翻译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一九三三年秋，胡乔木又考入了浙江大学外语系。由于所学专业的缘故，他与翻译的情结便更为密切了。
到了五十年代以后，胡乔木多侧重于[url=http://book.ifeng.com/psl/sh/200808/0827_3556_749229.shtml#]翻译活动[/url]的组织与指导。如一九五一年，他奉毛泽东之命，兼管‘中共中央翻译工作委员会’，遂决定组织翻译斯大林全集，同时拟将毛泽东着作译成俄文，并请王稼祥、李立三、张闻天担任校阅。又如一九五二年下半年至一九五三年上半年，他曾代理中科院科学处处长，任职期间，他提出翻译《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工作》。这项任务后由龚育之完成，篇幅长达四十万字。
一九七八年后，胡乔木的思路更为开阔。如他提出可以办一个编译馆，聘请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为研究员，待遇可以从优。他还建议办一种大型的文化艺术翻译杂志，篇幅要大，内容要广。又如八十年代初，商务印书馆编印了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一、二辑。胡乔木对商务的这一举措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不久，他又专门向商务的负责人陈原谈了他对外国学术名着选译的思路。
其中包括:选译内容重要而未译的古希腊罗马名着；选译从文艺复兴至十八、十九世纪期间起过积极推动作用的代表着作；选译大学问家如罗素的主要作品；选译经典性的通俗科学着作，特别是大专家的通俗着作，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浅谈》。他还再三叮嘱要广泛约请退休学人如华裔教授做迻译名着的工作，因为这些人对专业有研究，精通各种语言。一九八九年商务印书馆在北京西山召开汉译学术名着长期规划会议，正在外地视察的胡乔木立即‘给会议写了一封情词恳切的信’。信中谈到，译着选题可以更宽泛一些，译本要有较好的序言，翻译者可以不限于国内等等。
胡乔木不仅从宏观上对翻译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而且对具体的翻译工作亦格外关注，并作了不少实事求是的指示。如一九八二年，在《张闻天早期译剧集》的编辑过程中，编者对张闻天所译[url=http://book.ifeng.com/psl/sh/200808/0827_3556_749229.shtml#]邓南遮[/url]的《琪娥康陶》（又译《江孔达》）一剧能否入选，一时不能定夺，因为作者后来沦为法西斯分子。遂请教胡乔木，胡曰，邓的剧作思想深邃，文字优美。张译此剧时并不知其后会堕落。于是此剧很顺利地收入译剧集。胡还说，张译王尔德《狱中记》，至今无新译本可代替。又如一九九一年三月八日，胡乔木在给周作人研究者倪墨炎的覆函中特别写道:‘感到关注的是周氏的三种未出版的译书，……能否探听一下这些译稿下落，……上海的出版社能否承担某一、二种书的赔钱的出版？显然，这些书稿不应一辈子埋没掉。’胡乔木所说周作人的三种未出版译书系指周早期翻译的日本《浮世理发馆》、《枕之草纸》、希腊《卢奇安对话集》三书。这些书后来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
胡乔木亦曾直接介入过翻译的校勘与译文的修改。虽说是偶尔为之，却也充分展示了其卓尔不群的才华。如一九五三年，苏联拟给华罗庚的一本数学专着颁发斯大林奖，并向中方发出电报征询看法。此专着被译为《奇数可加论》。胡乔木一看书名即疑翻译有问题，遂与华罗庚联系，方知书名应为《堆垒素数论》。
再如一九五七年十月，苏共致函中共建议召开全世界**代表大会，并附会议宣言草案征求意见。中办翻译组将其译成中文后，毛泽东命胡乔木进行修改。胡将译文一页一页地贴在大稿纸上，逐字逐句推敲，反反覆覆修改，如发现译文用词不当，便要翻译组的同志重新核对。他一再强调:对于诸如此类的政治文件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忠实地翻译，千万不能节外生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