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鹿

刘科/文　　旁白
　　70多岁的葛浩文烟瘾很大。在采访间隙，他问记者能否吸烟：“在80年代的中国，不抽烟的男人不算男人，抽烟的女人不算女人。”
　　这位年过七旬的美国文化学者，刚刚在北京参加了中国畅销小说《狼图腾》英文版的全球首发式。这位《狼图腾》英文版的译者，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号——“将中国现当代文学介绍给西方世界的首席翻译家”。
　　3月14日，葛浩文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在中国，葛浩文接受记者采访时遇到最多的问题不是关于他自己的，而是对于“炮筒”顾彬（注：德国汉学家，曾炮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评价，这是让他最无奈的，他说：“为什么中国记者都要没完没了地问顾彬，他不会对中国当代文坛说一句好话”。他强调，他不是天天看中国文坛的变化，他说，“我老了，我学乖了，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做让人刮目相看的事，我的精力也有限，我没有一天不在翻译。”
　　他认为西方读者更青睐那些“揭露中国阴暗面”的作品与汉学家自身的口味脱离不了干系，他说：“在这一点上我要负起责任来，我就是喜欢严肃、悲观的作品。”
　　葛浩文在过去30年里，将贾平凹、莫言、苏童、毕飞宇等数十位中国最知名作家的40余部力作译介到西方，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推手”。葛浩文说，中国作者喜欢先描述故事背景，对中国人来说故乡太重要了，但西方人觉得“啰嗦”。对冲刺茅盾文学奖的力作《秦腔》，葛浩文曾经试图翻译，但这部作品中家乡话太多，因此他放弃了。
　　翻译家常常面临这样的质疑：中国不缺好小说，可屡屡无缘诺贝尔奖，是翻译水平差吧？葛浩文有些无奈：不能全赖翻译家。“诺贝尔奖的评奖规则也是障碍。”葛浩文抱怨，参评作品很多都必须译成瑞典文，评委中能把中文译成瑞典文的，也只有汉学家马悦然而已。
　　西方市场上中国作品一直很少，“现在情况渐渐改变，因为中国强大了，现在翻译中国作品的人也多了，当然，我希望他们把好的作品留给我。”葛浩文说，这次来中国，碰到好几个美国小伙子说要接他的班，让他很高兴。
　　葛浩文透露，他翻译的毕飞宇《青衣》获得国际认可，入选2008年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的复评名单。现正在与林丽君合作翻译毕飞宇的另一作品《玉米》。
　　对话
　　顾彬批评中国文坛太杂，但这并不一定就是坏事情
　　王朔有一阵在美国热过，但很短，很快就过去了
　　《狼图腾》英译版最大的问题是它30美元的价格
　　呼兰河的第一位洋人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第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
　　葛浩文（以下简称葛）：1981年。当时作家萧乾去美国访问，到我家做客，萧乾说“萧军你知道吗？他想认识你”。我就写了封信，地址写“中国萧军收”，这封信竟然真到了萧军手里，估计是通过作协收到的。他给我回信说：“浩文弟，欢迎你到中国来！”
　　我通过香港来到北京，在王府井烤鸭店见到了冯牧、萧军、萧乾等一批老作家。我当时就疯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些名字很熟的中国作家。我对他们说，我有一个要求，想去哈尔滨看看。他们开始说不行，后来答应了我。
　　到哈尔滨后我成了一个名人，他们管我叫“同志”。那时在哈尔滨，出租车根本找不到，如果没有中国人陪，外国人根本没有能去的地方。现在人比较爽快，那时候保守，还有些束缚。
　　在哈尔滨我提出想去萧红的老家呼兰河看看，于是我成了解放后第一位去呼兰河的洋人。我当时做了一些萧红的研究，当地人很感动，因为自己人没做。我去当地图书馆查资料，对方说“这是内部资料，不能看！”我说我就是做萧红研究的，你们不给我看，给谁看呢？
　　我只看表扬的书评
　　记：中国有句古话说“看什么人下什么菜”，“揭露中国阴暗面的作品”更受西方出版界的推崇和汉学家的口味有关系吗？
　　葛：翻译最重要的任务是挑选，不是翻译。我要挑一个作品，一定是比较适合我的口味，我比较喜欢的。我是悲观的人，喜欢严肃的，讽刺的作品，但还有很多其他口味的文学。美国一些书评家认为中国的文学有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是都是写黑暗的，矛盾的，人与人之间坏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原因是大部分作品都是译者挑选的。这不是一个良好的现状，在这一点上我要负起责任来，可是我不能违背我自己的要求和原则。
　　记：您在选择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时，有什么取舍标准？
　　葛：标准就是我自己的判断价值，这些作品有没有可能得到国际地位。现在中国文坛从爱情小说到严肃小说，都有人在写，所以顾彬批评中国文坛太杂，什么烂东西都出来。但是，没有人逼迫你去看，其实你喜欢的文学类型，现在的中国文坛都有。中国文坛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些杂和乱，但乱并不一定就是坏事情。
　　过去读者喜欢严肃作品，现在读者偏向于轻松阅读。我本人当然还是比较喜欢严肃文学。但是，翻译要看读者是谁。比方我翻译春树的《北京娃娃》，书我并不喜欢，但翻译比较好玩，《北京娃娃》出来比较畅销。翻译不喜欢的作品就像吃不喜欢的饭，但我也要考虑市场。
　　记：您挑选的标准和欧美读者对中国文学标准的差异在哪里？
　　葛：事实上，美国读者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作品被翻译过来，他们认为能通过文学来看看中国的现实。
　　记：有不少国外媒体批评您的翻译，有人甚至说您是“迷失在翻译中”，但同时，听说您也只让经纪人给您看表扬您译作的书评，批评的却放在一边，为什么？
　　葛：美国方面对我作品的评价，我一律不看。欧美评论家存在两个问题，懂中文的批评家喜欢吹毛求疵，他们的书评我一律不看，我知道他们不会针对作品本身。懂中文的批评家看我的翻译，就看语言，可读性高就好，这和翻译没什么关系。书评有的我看，有的我不看，10篇书评中，看到9篇好的，我没感觉，看到一篇坏的我就非常难受，所以我只让经纪人给我看“表扬”的书评。
　　中国文坛至少是健康的
　　记：哈金、裘小龙这些作家用英文写作，他们和您一样都是中国文化的输出者，和您相比，他们的作品似乎更受欧美市场的欢迎？
　　葛：的确有一些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作家获得了国外市场的青睐，他们用英文写中国人的事情，很好，但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无法克服，他们离开中国很久了，很多人是上世纪80年代出去的，要他们写眼前的中国社会，他们写不出来。比如哈金的新小说写美国的华侨，写得不好，说实话，美国人对华侨不感兴趣，他们并不想知道中国人在唐人街怎么生活。
　　记：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可也有中国评论家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上开出的花，您认为呢？
　　葛：中国现代文学深受社会思潮和西方文学的影响，而中国当代文学更丰富，更有独特性。顾彬的说法有点偏激，我认为“存在即合理”。
　　记：您老说中国文坛好话，中国文坛的种种问题，您是看不见还是不想说？
　　葛：我刚才说中国文坛杂乱不见得是坏事情，因为我觉得中国文坛至少是很健康的。我哪有权力指导中国作家，在美国，我默默无闻。我做翻译很久了，过去我的生活有点不太规矩，喜欢做一些让人刮目相看的事，后来我就乖了，我没有一天不在翻译，只要有一小时就翻一小时，但一年也只能翻两本，所以我看书看得少，这是个大缺点，我想抽时间来看书，但我活在世界上剩下的时间有限，我想还是尽可能多的翻译吧。我现在重点还是放在当代文学上。
　　把昆德拉介绍到中国
　　记：中国文学正处于市场化的边缘状态，有些作家去写剧本或搞策划了。美国是如何保护和鼓励纯文学作家的呢？
　　葛：美国有些作家名气很大，比如约翰·厄普代克，但是还有更多名气不大的作家，他们就必须要有个“dayjob（日常工作）”。有些美国作家说不愿意去写剧本，但是一些作家的日子过得太苦了，那就只好改行。
　　《纽约时报》每年都会列出十多本畅销书，但只有两三本是纯文学书，其他都是乱七八糟的，关于减肥啊、美容啊。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比美国更重视纯文学。
　　记：在中国有“马尔克斯热”、“米兰·昆德拉热”，甚至有“村上春树热”，但是在国外并没有一个“莫言热”或者“王朔热”，您认为这是为什么？
　　葛：王朔有一阵在美国热过，但很短，很快就过去了，中国人说王朔是“痞子文学”，所以美国人也想知道“痞子文学”是怎么样的。这次《狼图腾》会不会引起热潮，我也不知道。
　　像马尔克斯、昆德拉，他们能够在西方受关注，首先是本身的文学成就；第二，他们一个是欧洲人一个是南美人，读者熟悉，引起轰动理所当然。马尔克斯和昆德拉的作品，有一段时间是非看不可的。
　　知道昆德拉的中文名是谁起的吗？是我起的。我是第一个向中国介绍昆德拉的人，在台湾地区的《中国时报》上，他的《笑忘书》名字也是我起的。
　　《红高粱》10年卖1.5万册
　　记：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范畴里，在您看来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葛：这个得看具体是哪个国家。中文翻译作品在法国、德国，已经有相当的地位，销售也不错。还有意大利，意大利每年有60%的书是翻译作品，主要是把英文翻译成意大利文。因此意大利读者习惯看翻译作品，但是美国人不习惯。主要是语言原因。美国人认为“英文作品太多了，其他国家的东西我们不翻译也罢”，其实这是一种错觉，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观点。但是改不过来。
　　我每翻译完一本书，也希望它能在美国畅销，三本书中能有一本畅销我就很高兴了。《红高粱》翻译出来后在美国有很多好评，但是10多年过去了到现在也就卖了1.5万册，这还算是比较好的情况。现在每年也会卖几百本，我觉得有这个数量就已经不错了。另外销售比较好的是白先勇的《孽子》，在同志书店卖得特别好。《狼图腾》有可能销售20万册，但最大的问题不是作品本身，而是30美元的价格。
　　最可怜的情况，是我翻译的莫非的《生死疲劳》刚出来一个礼拜，我去附近一个独立书店，书店中心摆着两本样书，我买了一本，另一本由我的朋友买走。然后我就去跟书店的人说，你看《生死疲劳》这本书都卖光了，就是可怜到这种情况。
　　在美国，如果三个礼拜销不完，书就会撤下来退回给出版社，这个现象很常见，现在退书到出版社是很大的问题。比如已经预定了1万册，很可能卖不出去退回去的有五六千册。这些书怎么办？一本书如果卖20块钱，那就2块钱卖掉，甚至烧掉。
　　本版稿件综合自《国际先驱导报》《新京报》 《扬子晚报》